11月5日《大河报》报道，在北京打工期间，河南小伙孙恒与几名志同道合的工友一起，创办了一家“打工博物馆”，以记录进城务工者心声和这一群体的历史变迁为主旨，这在全国尚属首例。第一个展厅是“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”，收藏的是一些大件实物展品，玻璃展柜内放着电锯、斧头，屋子正中摆着一辆三轮车，旁边的墙上，则挂满了各式衣服，有的印着深圳保安，有的印着东莞玩具厂。展厅里还有一间特意搭起的“出租屋”，里面放着一张木板床，一个小黑白电视机，一个暖水瓶，旁边放着一个热得快，据说这是按王德志租房处的标准改造的，曾让许多打过工的来访者产生了共鸣。
 
    任何具有公平情怀的人，看到打工博物馆的展览，都会被这种悲悯、悲壮所打动，产生浓厚的同情。据报道，已有专家和政府官员表示了“积极支持”，这对于改变打工者受人轻视的社会窘况是一个积极促进，对公平氛围是一个积极宣传。
 
    欣慰同时也有隐忧，仅凭社会公众的同情心，很难改变打工者的“权益洼地状态”，要想从根本上纠正这种现实不良，更需要制度和法制的落实来保障和拯救！
 
    应该说，国家已为农民工的利益保障出台了纲领性指导文件，如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，还有近日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“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，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、子女就学、公共卫生、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”。可农民工窘况为何仍不能得到改进？——文件法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未能得到货真价实的细化落实。换言之，国家倡导的公平精神一旦遇到地方保护主义和既得利益，总会大打折扣。而打工者缺乏抗争力量和维权意识，结果国家的文件和法制精神就成为了空谈。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，地方政府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。
 
    举个例子，落实农民工的市民待遇问题，据笔者了解，只有广东省等极个别地区在认真执行，比如珠海市的做法：让优秀农民工入户珠海。配偶和子女可随迁。（10月19日《珠江晚报》报道）珠海为什么能得到落实，他们给了农民工平起平坐的精神尊严，认同农民工的经济贡献。而更多的地方总是认为，这样做政府要承担较大的额外财政支出，就是财力允许，有些政府也不一定愿意将市民待遇“分一杯羹给”农民工。政府“吝啬”了，市民待遇就会“悬空”。
 
    有人会说，农民工权益受损可以向工会和上级部门申诉投诉啊，应该说，这是一条堂皇的诉求通道，遗憾的是，诉求过程中的权力寻租、官官相护推诿阻拦以及地方保护主义，总会成为正当诉求的绊脚石，成本太高，太折磨人，绝大多数打工者宁愿受损吃哑巴亏，也不愿去找工会和上级部门维权。
 
    打工博物馆虽有眼球和轰动效应，寒碜的展馆和简陋的陈设却无法消解、遏制地方政府对打工者漠不关心的惯性思维，无法消除企业老板对打工者的心理隔膜，无法改变打工者群体的利益流失和“利益洼地”。记者关注、大众同情，一旦和恃强凌弱的地方政府不作为碰撞，往往会成为不堪一击的失败者，弄得头破血流。
 
    为了拯救打工者的“权益低洼状态”，笔者呼吁，各级政府更要承担积极的财政责任，多从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和就业保障机制、工资保障机制方面为农民工创设必要的绿色通道，多为农民工群体播撒“政府爱戴”和“财政爱心”。换言之，就是没有打工博物馆的“新闻推动”，政府也能自觉、主动、慎独落实对农民工的可触可摸的“政策反哺”，社会才能不断进步，更加公平和公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