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在广州的杨丽红
杨姐回忆录
我是1989年出来打工的，当时在武汉，1990年在广州打工，老家是湖北黄冈的。1989年念了高二就出来了。跟着我哥在武汉建筑队做，就是开吊篮。后来老板看我做的不错，就让我跑甲方的单子。我们是一个大的建筑队，做到春节之后，过完年就没有去了。八九年过完春节去的。建筑队里女孩子少，一般女孩子在里面都是筛沙子，因为当时我哥是队长，所以我开吊篮，那时17岁。我的工资是4块5，别的女孩是4块。那时刚出门对什么都挺好奇的，没出来之前我想象是干干净净的哪都是水泥，但是我哥把我带到那儿一看全是泥土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落差特别大，小姑娘也少，都是男孩。在那里吃饭有食堂，菜有一毛五，两毛的。在那工钱都是我哥结的，都不舍得花钱，我记得那会一年到头一件衣服没买过，我哥给了我40块钱出去买衣服，我和她们出去转了一下，回来又把40块钱给我哥了。那时觉得真好，我也来到大城市了，我们村有一个年龄比我大一点的，她去一个比较小的城市——黄石，离我们家比较近，我当时特羡慕，后来我哥把我带到武汉了，我想我比她去的地方还好，结果到那儿都是泥土，没有别的。我是第一次坐公交车，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家那块。坐上车下了车之后觉得哪都是晃的，这是第一次坐车不太适应。
我家有兄弟姐妹8个，一人二分多地，我出来的时候我姐出嫁了，哥哥们都在外面打工。我跟他们干一年，一分钱也没见，4块5钱一点还要在食堂吃饭。我弟弟也是没念书，跟我二哥在那儿做，男孩子也是4块5，做小工。后来过完春节我就跟着别人到广州绣花厂去了。第一次去广州，我们睡在桥地下的，8个女孩子。第一天去的时候没和老板联系上，就是睡在柯村桥那儿。我今年又去了一趟广州，对那地方印象特深，一点都没变，就是在中山大学那儿。
那时是一个亲戚去过广州，当过师傅，他和老板联系好了，结果去了和老板联系不上，当时到那儿已经黑了，8个女孩子就在桥底下坐一晚上，有人过来我们都特别怕。一晚上没睡着。那时广州特乱。第二天才和老板联系上，就是用自己家的房子开的一个作坊，做衣服上的珠花。家里都很担心，寄咸菜什么的都有；有成了家的女的整天在哭，想家。家里到处传言说在那儿多么苦，没吃的，家里特别着急。有两个镇的两个女的他老公都找去了，过去一看，也不算特苦，打工就那样。有次老板扣我们钱了（那边的厂一个挨着一个，都是本地人开的），我感觉不是她丢了钱，纯粹是想扣我们工资。那时一个人一个月挣100多块钱就不少了，1991年的时候，在我印象中没挣过一百多块钱，我手比较慢，但是做的活细。厂里的产品都是出口的。
在那里干活感觉还挺快乐的，也有不顺心的。那个屋子里有一个水井，在那儿洗衣服，有一个女孩子说洗完衣服有700块钱没了。把我们全都轰出来了，非要我们赔她的钱，老板就扣了我们的钱。那时我们计件的，一块多钱一件，有时做一件衣服要一两天才能绣完。在广州干了一的也没挣上钱。
91年的时候我二哥到北京，我和他联系，就来北京了，暑假的时候。
我进的厂是一家服装厂，在左家庄第一小学那儿，有2、30个工人，加工服装。在那里面也发生过很多事情，像我70块钱丢了，就是在机位那儿丢的，当时一点法律意识也没有。老板他妈以为我哥是大师傅呢，有点偏向我，她让我到宿舍去搜，让我搜其他工人的包，对我印象特别的深，那时没有法律意识，要是现在绝对不敢那样。
在服装厂我一直做了三年。后来我哥1992年去了广州，就我自己在那儿做了，也换了好几个地方。虽然也没什么熟人，我们就自己去找。在46中时我们厂子要拆了，要我们出去找工作，厂里也没办法帮我们，就自己去找，我们5个小姑娘是一组的出来找，每天跑好多地，我们也找过做蜡烛的厂，后来不干了，受不了那厂里的气味，特别大，干了两天就没干，也没结工资。我们找到昌平服装厂，后来碰到我老公，他在黄庄住，他那时每天骑自行车从昌平骑两三个小时回黄庄。后来他给我找了台湾老板开的厂，我做了大烫工，一个月工资450元，那时有点钱的。
我老公比我先出来半年，是和他们村的小伙子一块出来的。1990也在武汉，1991年来北京。我和他是一直到高中都是同学。只是关系一向不是很好，不说话，而且特恨他，他是班长，又是体育班长，他罚我们，那时农村的厕所矮矮脏脏的，他就罚我们扫厕所。
和老公有联系是这样的：在广州的时候，我父亲病了，就回了家，后来老板发电报给我，让我带人过去，我一下带了47个人。一般都是小姑娘，只有几个是结了婚的。那会和我爱人没说过话，没打过交道，听说我要带人，他送两个人过去，他和她们玩的比较好，他送过来的，这样才和他有联系。当时有我哥护送，到了武汉住一晚上，有的女孩子过马路都不会。我们住宿都是一个大的屋子特别脏。因为老板当时说按人提成，也是管工，我干的不长，家里发电报，说父亲病重回家了。过完年后我就没去了。后来到北京和他联系了一下，他也在北京，就到厂子里找我。他第一次坐公交车去找我的时候没找着，第二次刚好问我的名字问到我哥了。那会他在追我，我哥也看得出来他在追我，都不同意，因为太了解了，都在镇上，想找个好点的，他家里也穷，条件也不好。我哥后来不在这儿了，我在这儿他挺照顾我的。他每天都来，不管我哥理不理他，都来。我在知春里的时候他每天都来，自己单干的时候下半年搬到三里河去了，我就没有跟他干。我1994年结婚，一直在肖XX住，有15年了，出来打工有20年了。当时结婚在老家，我和他结婚下雪下的特别大，我们是腊月十八结婚，雪下的特别大，晚上还到各个同学那儿借钱结婚，他家也穷，我到我姐夫那儿借钱结婚。我们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，家具、桌子、沙发、电视，钱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没有他父母操心，他说他哥结婚他父母到处去借钱，说不好，我们毕竟是自己谈的，沟通比较容易沟通，说他不要他父母操心，借钱都是我们自己去借，当时借了6000多块钱，在当时也是不小的数，当时自己身上有二三千。我当时也不是落后的，用比中巴小一点的车接去的，那会还算比较豪华的，在村里面。在瓦房里举行的婚礼，结完婚过了春节就出来了，他过来就搞装修了，一直在做，他的出身是木工，我老公除了不会砌墙什么都会。从1993年下半年我就什么工作基本都没有做了，一直到现在，结完婚有孩子就一直没有工作。我说孩子现在上学怎么办？在这上找不到好的学校，回老家我必须跟着孩子回家，他想着回老家让她奶奶带，但是孩子老家话不会说，我要是不跟身边，他奶奶带着也不放心。他也挺烦恼的。我们是5月份生的，还是回老家生的孩子，觉得费用便宜一些，不到一百天就出来了。中间六年没有回去。
这么多年在经济上物质上都为了孩子。孩子在校一直都是三好生，我一进去学校，校长就知道我是她的家长，他说这个孩子踏实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要是找晚了北京的孩子大部分都去了，就挤不进去了。孩子在这边上初中要自己找，把简历投给学校、孩子获奖的证书，校方看上了就给一个通知去考，考上了再拿钱给他们。过完年，XX就要上初中了，我想去一所学校看看，有天我问明园学校的副校长，他说他也去那个学校感觉还行，他说比明圆好，有统一的校服，管理方面挺好的，明圆可是一所没有可比的打工子弟学校。有天和书记聊天，他说你找孙XX啊，他到处演出，认识区长领导的，给他说有一孩子怎么怎么样，一下子就搞定了；还说你去网上发帖子。我说为什么海淀区不电脑排位，西城区就电脑排位，西城区到六年级的孩子自动电脑排位，海淀就不行，可能人口太多，海淀教育比较集中，学校少。他说你可以去问妇联、党委、市教委，给他们发，炸他们落地开花，这个社会你只要不反党，不反政府什么话都可以说。我说我在这个社区住了十几年了怎么也得有绿卡吧，也是你们的居民啊。他说谁给我啊，谁要是给我了第一个发给你们。
这个社区刚来的时候都是整齐的一排排的房子街道特别干净，人特别少，大白天没几个人坐着，晚上更没人；马路两边都是大杨树，马路特别窄，就是一个312车，中间有一点水泥路，两边都是土路，后来加宽把两边大杨树砍了，修宽了，这是第二次修，第三次修就是修五环、六环了，那会肖XX桥特别窄，过桥都要错。那时在这个社区住的外地人、租房子的很少，我真是算第一批。那时我哥在这儿开裁缝店，那会儿找楼房，找居委会房租贵没钱，在这路边开的，120元一间。到1998年的时候工友就越来越多了，我是2000年搬到居委会这边来的。那时候晚上睡觉，让房东把门反锁上，来查了看着没人就走了，有的警察特别鬼，只要房子有一点缝，他就拿着手电筒照，看到有人就喊，有一次我们没有来得及上锁，他们把我老公抓走了，我赶紧在他身上塞50块钱（那会有钱就能出来）他衣服都没穿。女的好一些，有孩子的就不带走，给他点钱，我们那个院子那时都带走了，我老公和那些人放在立交桥那边过来一点的地方，车装不了就在地下蹲着。我老公被拉走了，警察还说看你们多幸运，他们没车装不下，他们在这儿冻着，你们有车坐车多好啊，拉到那儿去了有前交钱走人。有的身上2、30块钱给他了就可以走了，他们太野蛮了，光着脚站在地下，往地下倒一盆水，拿警棍一冲，人就跳着老高，我们老乡是亲身经历的，那时真是把人不当人，那会真是上街买菜都不敢，办暂住证是198块钱，180块钱，还有18块钱的工本费。
是呀！从我搬来就一直有，我和我哥开店的时候就有，有一次来查我们，我们没有暂住证，他们把琐边的机子拿走了，就那机子值点钱，辛辛苦苦挣的钱，而且机子都是旧，买不了新的。当时我老公追我，我哥开店没钱，他就给我哥一千块钱，还有我二哥给一千块钱才开的店。他们把那个走了，后来罚了500块钱。那时他们太野蛮了大白天不敢去买菜，我们有一个村的老乡听说要送到河南，他跳火车又跑回来了，送到那儿了家里还要去人拿钱给他们。那会我老公跟别人干，才2、30块钱一天，哪像现在，现在翻几倍。现在我们都办了暂住证，办了心里踏实，但有时候办了也没有用，他们会把暂住证撕了，我记得在火车站那儿，女的好一点，查男的有时就把暂住证撕了，就是为了罚款把暂住证撕了，所以再加上没钱的现象多数能逃就逃。他们没有规定时间查，那时候我们喊：“二狗子来了”，马上就要藏起来。他们也不分什么节假日，有时候说是要人数，或者他们兜里空了就出来查。我记得我1994年结婚，1995年这两年查的最严，不敢出门，听别人说有的在菜市场的就逮了，有的送走了，都不知道人抓哪去了。
这个社区现在人多了，卫生条件差了，人性化了一些，执法方面，治安方面我认为还行，只是觉得没有以前好，以前没有偷盗什么的。这几年经常说有被盗的，我老乡到隔壁吃饭，5分钟回来VCD就被拿走了。多数还是好的，特别是居委会以前我看着恨死了，爱骂他们，要是有什么事让他们开证明，根本不用找，找着看不起，说话特别凶。现在都挺好的，最起码就是虽然还是看不起外地人，面子上也过得去，说话客气一些不像以前那样。
现在我最恨的是老乡们扎堆的打牌，可能现在也有点钱了，我老公也是当中一个，我对这个头疼，我说你们什么追求也没有，整天除了挣钱。工地有活到工地干活，基本上其余时间全是在玩牌，打麻将，斗地主，一赌一屋子满是人。没有别的娱乐生活，基本上有的有活又不去干，像我老公有家的还好一点，有的没家的有活也不去干。不光是我老乡，安徽的、四川的，他们也是整天玩牌。老乡们有的做装修，女的搞保洁，保洁在中关村、上地、清华，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住。
现在就是孩子上学的事让我最操心，实在没办法，只有回家了。现在公司严了，我老公公司有可能到沈阳去了，说了过完年就要去沈阳了。
我觉得奥运会和我们没关系，象奥运场馆，有我们的份吗？没有，还是进不去，还是要钱（而且还不少），拿钱才能休闲，没有太大关系，但这也是国家的荣誉。
我家过完年除了我妈在家外，只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初中，其他全都在外面，我父亲在2000年去世了。我们老家除了有小孩在家念书，18岁到45岁家里基本上没有人了，全都在外面，家里连小孩子都少，两口子都是把小孩带在身边念书。我们娘家村有100多户，我老公村也挺大的，基本上没有壮劳力在家。即使为了孩子回家念书，我也不可能种地，就是陪着孩子上学，让孩子回县城找一个好的中学上，但还是一家在一块好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孩子在这边上学一般最少要2、3万，我就是拿钱在这上完中学，但是高中也不能在这儿上，现在让孩子回去，也是对孩子不利，她连老家话都不会说，老家讲课都是老家话，普通话少，就是说普通话也是带老家味的，孩子不适应。我为孩子报课外班花不知多少钱了，暑假到寒假的课我就花17200，寒假班的钱又交了，别人看着我们家挺好的，我们挣的钱但没有存钱，花到孩子身上了。
现在最大的心愿和希望就是孩子能在北京这边上高中、考大学。
